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从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起,开始出现了经济全面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中期,清朝国力达到其鼎盛。这段时期,其时间跨度11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高峰,故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一般将康、雍、干时期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干盛世。西方传统史学界亦提及这种说法,或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即清朝高峰时期。
清初蒙古分为四大部[注 1]。其中准噶尔汗国与沙俄友好,其可汗噶尔丹先灭领叶尔羌汗国与青海和硕特,又占领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三部南下投靠清朝。康熙帝首先派萨布素于雅克萨战役驱除入侵黑龙江的沙俄军队,与沙俄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以确立东北疆界并获得沙俄的中立。接着于1690年至1697年间乌兰布通之战与三征噶尔丹使噶尔丹战死,创立多伦会盟以保护喀尔喀蒙古[参 2]。青藏地区的[注 2]和硕特汗国协助黄教达赖五世击败红教统一全藏,之后分裂成青海与西藏和硕特。达赖六世时,藏区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结嘉错管理,他联合准噶尔对抗西藏和硕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杀桑结嘉错并废除达赖六世。1717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杀拉藏汗,并且占领拉萨。清军多次被准军击败,最后于1720年由胤禵率军驱除成功,协助达赖七世入藏,以拉藏汗旧臣[注 3]管理藏区[参 2]。
雍正帝获得隆科多的协助继位,赖年羹尧平定青海乱事以稳固政局,然而后来因故赐死年羹尧、幽禁隆科多。雍正帝在位时期,针对康熙时期的弊端采取补救措施,以延续康雍干盛世。他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废杀与他对立的王公并削弱亲王势力。注重皇子教育,采取秘密立储制度以防止康熙晚年诸皇子争位的局面再度发生。将丁银并入地赋,减轻无地贫民的负担。为解决地方贪腐问题使火耗归公,耗羡费用改由中央政府计算;设置养廉银以提高地方官员的薪水[参 2]。
对外方面,雍正初年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意图复兴和硕特汗国而乱,隔年年羹尧与岳锺琪等人平定。为此雍正帝占领部分西康地区,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区。听从鄂尔泰建议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具自治性质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数民族。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1729年听从张廷玉建议,以傅尔丹与岳锺琪兵分二路于科布多对抗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最后于和通泊之战战败。1732年噶尔丹策零东征喀尔喀蒙古,兵至杭爱山,被喀尔喀亲王策棱击败。1734年清准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参 2]。
雍正帝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干夕惕」。他在位期间的奏折大多由他亲自批改,军机处的谕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亲信的内外臣僚如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等人也都以干练、刻覆著称。他所派遣的特务遍即天下以监控地方事务,密折制度至此完善,然而屡兴文字狱箝制言论自由。1735年雍正帝于工作时去世[注 4],其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参 2]。
乾隆帝鸿讲学术,然而他的开博学鸿词科不过粉饰太平,由于限制过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词科。此时期有许多书籍出版,例如《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著名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然而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制思想,编书期间借机割裂焚毁大量不符其思想的书籍。此外大兴文字狱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连杀害或者流放。这些都让文人思想受到严厉阻碍,迟滞文化的发展[参 4]。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人,引发18世纪中国风的热潮[参 5][参 6]。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参 7],在1769年更有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参 8]。到18世纪末,康雍干盛世进入尾声,欧洲人出现负面评价[参 5]。与乾隆帝不欢而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已经衰落[注 5]。
西南方面,乾隆初年派张广泗平定贵州苗民之乱,随后清军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县与小金县)动乱,史称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间发生大金川之战,清军于此吃尽苦头[注 7]。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战爆发,大小金川的诺木与僧桑格均叛,清将温福战死,阿桂历经多次作战,直到1776年方平定。期间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皆失败。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1784年暹罗却克里王朝派使朝贡,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朝贡。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清军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黎愍宗复位,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史称清越战争。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封为安南王[参 10]。
乾隆期间清朝疆域达1300万余平方公里,东方的朝鲜与琉球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注 8]。只有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来往甚少。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誉,他平定准噶尔与回疆大小和卓之乱,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然而其余战事皆小题大作使国库严重损耗,让清朝国力衰退[参 10]。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加上贪官和珅等官员腐败,于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陆续爆发民变。白莲教于1770年代举兵,后来又于1796年爆发川楚教乱,八年后被清军镇压,领袖王三槐被处死。台湾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1787年发动林爽文事件,历时一年多。1795年乾隆帝因为誓言[注 9]禅位于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虽为太上皇,但依然「训政」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退[参 10]。
史学家不赞同「康雍干盛世」的提法。如周思源不同意康雍干时期是「盛世」,只能称「康乾之世」。[2]他的主要理由有:汉唐之所以公认为盛世,与其政治环境宽松、精神昂然进取有很大关系。而康雍干三朝最大的失误就是禁锢思想,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残酷的禁锢思想。至于「康雍干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3]
鲁迅说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4]。鲁迅对康乾时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库全书》多次发表批判言论,如「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5]
清初以敢言而闻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所著《潜书》曾描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6]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
然而,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图景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对中国的强烈向往。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长时间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7][8]
不过,在欧洲普遍流行「中国热」、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同时也存在某些不同的声音。如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出使清廷的马戛尔尼使团的出使任务以失败而归国期间,其副使斯当东见闻却是:「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而马戛尔尼本人则认为:「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骯脏并且残酷。」[9],并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内中国没有改善和前进,相比欧洲反而倒退了。[10]到19世纪马克思也曾表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