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党争

新旧党争是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在王安石变法的执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新党支持王安石的新政,旧党反对新政。两派官吏互相攻击,一得势就贬斥另一派士大夫,造成北宋政局的不稳定。

简介

神宗改革,拜王安石为宰相,开以新政,是为王安石变法。新政虽切中时弊,但实行上颇有问题,遭到朝中保守党大臣极力反对,是为旧党。

旧党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晋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予以抗衡。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有时争论只是书生意气之争,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司马光曰 :「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1]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以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史称元佑更化,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今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病逝,守旧派继续掌握大权,党争仍无止息,朝廷分裂成正反两党,得势反对党又分成三派:

洛党朱光庭、贾易等攻击苏轼诬蔑宋仁宗不如汉文帝,宋神宗不如汉宣帝,以为是对先皇不敬。这时吕陶、上官均挺身而出为苏轼辩护,史称蜀洛党争(蜀洛朔党争)。至此党争仅沦为意气之争,终使朝纲不振,政风日坏。

元佑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章惇入汴京,拜尚书省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述」,意为继承,除曾布为翰林学士,晋张商英为右正言。

章惇当政期间,对元佑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着等人的赠官谥号,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流放或罢黜,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宣仁太后,为哲宗所止。但章惇此举只是带有个人情绪的报复。但在公家事务上,章惇尚称正派,未曾以官爵私其亲信。

到了徽宗时期,将章惇则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宰相,试图化解新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徽宗只好启用蔡京,但蔡京奸险不堪,与宦官童贯等勾结,立「元佑党人碑」,将司马光等人一一定为奸党,碑上有名者永不复用;结果朝廷忠良尽去,国事不堪闻问,加速了北宋的覆亡。

影响

余英时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2],又说「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3]

注释

  1. ^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2. ^ 《朱熹的历史世界》,第374页。
  3. ^ 《朱熹的历史世界》,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