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陕甘回变

同治陕甘回变简称陕甘回变,是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场带有种族清洗性质的大规模动乱和战争。对抗者主要是回族、撒拉族等穆斯林与汉族双方,并成为同治新疆回变的诱因之一。穆斯林企图在黄河以西的陕甘地区建立伊斯兰政权,推翻清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战乱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结束,持续十余年后终被清政府镇压。这场战乱除陕西、甘肃外,还波及宁夏、青海以及新疆各省,对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破坏,人口损失总计约2000多万,并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在战争中,回民对在陕西、甘肃两省汉民展开屠杀,之后引来湘军报复。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暴动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此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地区)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比例达74.5%。陕西人口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1394万,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五年(1879年)的17年间锐减至772余万,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17年中,因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约有520.8万,在全部损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3.7%,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不过101.2余万,占全部损失人口的比例仅有16.3%。

战争的残酷屠杀,可见甘肃各县的县志。甘肃镇原县志记载:「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统计,战前前镇原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记载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中国人口史》记载,甘肃泾州四县,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逃亡和死亡82.2万,损失88.6%。据该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逃亡和死亡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左宗棠入甘肃时,形容「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间 ,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在战乱期间,西北回民对世代相邻并且是回民血统主要来源的西北汉人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记录》中记录,当时回军攻破村寨之后,四处寻人杀人,有躲入地窖中,军人就用辣椒面燃熏,窖中老少熏死大半。这种残忍的手段使得陕西人口锐减,田地、灌溉渠等基础设施被破坏,乱后关中不少地区千里赤地,一片残破景象。直到光绪年间,「长安、咸宁、华阴等县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猫贵至千钱」。其次,曾经闻名天下的秦商就此一蹶不振,例如大荔县,严、赵两家都是「盖省的财东」,不仅广置田产,拥有大量土地,而且兼营商业,在陕西、山西、四川等省都有商号,赵渡镇属朝邑县,该镇阎家是闻名全国的大财东,阎家出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这些秦省的精英阶层损失严重,例如大荔县的赵权中在村堡被攻破后,被回民杀害。西安六村堡在遭受回民围攻时,曾向外大量撒放金银元宝等物以求解围,然而回民不为所动,六村堡终于被攻破,居民遭受屠戮,财货亦为所掠。泾阳县号为西北汉口,本为关中经济之重心,商路之枢纽,后被回民先后攻破两次,从此一蹶不振。但至今,部分回民后代仍认为是汉民挑起冲突,对汉人的屠杀是合理自卫,并嫁祸于清政府。

此次战乱对回民也损失惨重。战前陕西省有回民170万人,在该省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且绝大部分分布在关中地区。1880年陕西回民人口谷底数不会超过15万,战乱中损失的回民在160万口左右,人口损失率高达91.4%。战后只有西安城内未参加作乱的3万回民得以幸存,少部分逃亡,其余人均已死亡。甘肃省回民在战争中的死亡率也相当高,但仍在该省居民中占有一定比例。一部分回民为逃避报复,随白彦虎逃至俄国,演变为今天的东干族。

此外,当时的新疆局势也深受这场战争影响。同治三年底,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占领新疆的大片领土,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进入陕西,阿古柏则在此之前已经在新疆建立了「哲德沙尔国」。而陕甘回乱恰恰阻挡了内地向新疆派送兵力和物资的道路,致使新疆孤悬,幸左宗棠平定陕甘战乱,进而及时进军新疆,平定叛乱,否则中国又经分裂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