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从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起,开始出现了经济全面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中期,清朝国力达到其鼎盛。这段时期,其时间跨度11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高峰,故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一般将时期称为康乾盛世康雍干盛世。西方传统史学界亦提及这种说法,或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即清朝高峰时期。

历史

清朝平定三藩后进入康雍干时期,这段时期是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史学界通常称为康雍干盛世[参 1]。康熙帝为政宽仁,留心民间疾苦,在他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及外来农作物的引进等影响,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大运河,得到很大的成绩。在他六次南巡期间,考察民情习俗之外,更是亲自监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折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康熙帝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参 2]

清初蒙古分为四大部[注 1]。其中准噶尔汗国与沙俄友好,其可汗噶尔丹先灭领叶尔羌汗国与青海和硕特,又占领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三部南下投靠清朝。康熙帝首先派萨布素于雅克萨战役驱除入侵黑龙江的沙俄军队,与沙俄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以确立东北疆界并获得沙俄的中立。接着于1690年至1697年间乌兰布通之战与三征噶尔丹使噶尔丹战死,创立多伦会盟以保护喀尔喀蒙古[参 2]。青藏地区的[注 2]和硕特汗国协助黄教达赖五世击败红教统一全藏,之后分裂成青海与西藏和硕特。达赖六世时,藏区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结嘉错管理,他联合准噶尔对抗西藏和硕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杀桑结嘉错并废除达赖六世。1717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杀拉藏汗,并且占领拉萨。清军多次被准军击败,最后于1720年由胤禵率军驱除成功,协助达赖七世入藏,以拉藏汗旧臣[注 3]管理藏区[参 2]

康熙晚期,由于官员薪资过低以及法律过宽,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此外,为消除士大夫的民族意识,对其言论管控趋于严格,并发生南山案文字狱事件,到雍正与乾隆时期这种情况加重。康熙帝本来按照中国立嫡立长的传统封胤礽为太子,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使得诸皇子为皇位互相结党倾轧。故太子一度复立,但康熙帝仍无法容忍其结党而废除。最终在1722年临终时传位于胤禛,即雍正帝[参 2]

雍正帝获得隆科多的协助继位,赖年羹尧平定青海乱事以稳固政局,然而后来因故赐死年羹尧、幽禁隆科多。雍正帝在位时期,针对康熙时期的弊端采取补救措施,以延续康雍干盛世。他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废杀与他对立的王公并削弱亲王势力。注重皇子教育,采取秘密立储制度以防止康熙晚年诸皇子争位的局面再度发生。将丁银并入地赋,减轻无地贫民的负担。为解决地方贪腐问题使火耗归公,耗羡费用改由中央政府计算;设置养廉银以提高地方官员的薪水[参 2]

对外方面,雍正初年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意图复兴和硕特汗国而乱,隔年年羹尧与岳锺琪等人平定。为此雍正帝占领部分西康地区,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区。听从鄂尔泰建议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具自治性质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数民族。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1729年听从张廷玉建议,以傅尔丹与岳锺琪兵分二路于科布多对抗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最后于和通泊之战战败。1732年噶尔丹策零东征喀尔喀蒙古,兵至杭爱山,被喀尔喀亲王策棱击败。1734年清准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参 2]

雍正帝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干夕惕」。他在位期间的奏折大多由他亲自批改,军机处的谕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亲信的内外臣僚如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等人也都以干练、刻覆著称。他所派遣的特务遍即天下以监控地方事务,密折制度至此完善,然而屡兴文字狱箝制言论自由。1735年雍正帝于工作时去世[注 4],其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参 2]

乾隆时期,清朝进入极盛时期,领土势力最广,经济发展最高。乾隆帝继位后获得张廷玉与鄂尔泰的协助,稳定初期政治。他以「宽猛相济」理念施政,介于康熙帝的仁厚与雍正帝的严苛之间。人口不断增加使乾隆末年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江南与广东等地的丝织业与棉织业都很发达,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与此同时,银号亦开始在山西出现。然而乾隆晚期多从宽厚,宠信贪官和珅,官员腐化使政治大坏[参 3];六次下江南所至供张过盛,扰民有余[参 4]

乾隆帝鸿讲学术,然而他的开博学鸿词科不过粉饰太平,由于限制过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词科。此时期有许多书籍出版,例如《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著名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然而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制思想,编书期间借机割裂焚毁大量不符其思想的书籍。此外大兴文字狱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连杀害或者流放。这些都让文人思想受到严厉阻碍,迟滞文化的发展[参 4]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人,引发18世纪中国风的热潮[参 5][参 6]。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参 7],在1769年更有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参 8]。到18世纪末,康雍干盛世进入尾声,欧洲人出现负面评价[参 5]。与乾隆帝不欢而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已经衰落[注 5]

对外方面,1745年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去世,国内诸子争位。乾隆帝乘机于1755年派降将阿睦尔撒纳为引导,以定北将军班第率军平定准噶尔,攻下伊犁。而后阿睦尔撒纳想要成为新一代准噶尔之主,由于没有获得乾隆帝支持而叛变。乾隆帝派兆惠西征,最后于1757年平定天山北路,准噶尔亡,其族惨遭灭绝。然而在天山南路,脱离准噶尔统治的回部领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称大小和卓之乱。其领袖布拉尼敦与霍集占占据喀什噶尔与叶尔羌,意图自立。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轻军渡沙漠围攻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反被包围于黑水营。隔年清将富德率军解围,兆惠与富德最终攻灭大小和卓,并让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各国成为藩属国[注 6]。乾隆末年,尼泊尔的廓尔喀王国两次入侵西藏。1793年清廷派福康安与海兰察领兵入藏,平定廓尔喀,不丹与哲孟雄(今锡金)亦为藩属国,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参 10]

西南方面,乾隆初年派张广泗平定贵州苗民之乱,随后清军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县与小金县)动乱,史称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间发生大金川之战,清军于此吃尽苦头[注 7]。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战爆发,大小金川的诺木与僧桑格均叛,清将温福战死,阿桂历经多次作战,直到1776年方平定。期间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皆失败。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1784年暹罗却克里王朝派使朝贡,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朝贡。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清军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黎愍宗复位,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史称清越战争。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封为安南王[参 10]

乾隆期间清朝疆域达1300万余平方公里,东方的朝鲜与琉球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注 8]。只有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来往甚少。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誉,他平定准噶尔与回疆大小和卓之乱,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然而其余战事皆小题大作使国库严重损耗,让清朝国力衰退[参 10]。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加上贪官和珅等官员腐败,于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陆续爆发民变。白莲教于1770年代举兵,后来又于1796年爆发川楚教乱,八年后被清军镇压,领袖王三槐被处死。台湾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1787年发动林爽文事件,历时一年多。1795年乾隆帝因为誓言[注 9]禅位于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虽为太上皇,但依然「训政」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退[参 10]

人口和疆域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开启康乾盛世,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事爆发。「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安定。同时,清朝的领土几经扩张,大大超过了前朝。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新疆,整个大清帝国版图达到空前扩张,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乾隆年间,香料群岛的苏禄上表求内附,乾隆帝以其险远,不许。乾隆帝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成《乾隆内府舆图》。康乾盛世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学者甘乃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亚当·斯密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1]

争议

史学家不赞同「康雍干盛世」的提法。如周思源不同意康雍干时期是「盛世」,只能称「康乾之世」。[2]他的主要理由有:汉唐之所以公认为盛世,与其政治环境宽松、精神昂然进取有很大关系。而康雍干三朝最大的失误就是禁锢思想,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残酷的禁锢思想。至于「康雍干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3]

鲁迅说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4]。鲁迅对康乾时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库全书》多次发表批判言论,如「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5]

清初以敢言而闻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所著《潜书》曾描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6]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

然而,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图景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对中国的强烈向往。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长时间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7][8]

不过,在欧洲普遍流行「中国热」、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同时也存在某些不同的声音。如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出使清廷的马戛尔尼使团的出使任务以失败而归国期间,其副使斯当东见闻却是:「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而马戛尔尼本人则认为:「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骯脏并且残酷。」[9],并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内中国没有改善和前进,相比欧洲反而倒退了。[10]到19世纪马克思也曾表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11]

注释

  1. ^ 清初蒙古分为四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与青海蒙古。漠南蒙古于皇太极时期归服清朝。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下分三部,分别是据克鲁伦河流域的车臣、据土拉河流域的土谢图、据杭爱山西麓的札萨克图等。漠西蒙古又称卫拉特蒙古,是瓦剌的后裔,下分四部,分别是据伊宁一带的准噶尔、据乌鲁木齐一带的和硕特、据塔城一带的杜尔伯特以及据阿勒泰一带的土尔扈特。卫拉特蒙古最后由准噶尔汗国的可汗噶尔丹所统一,土尔扈特西撤至里海,和硕特南撤至青海。和硕特撤至青海后成为青海蒙古,又称和硕特汗国,于固始汗去世后分裂成青海与西藏和硕特[参 2]
  2. ^ 青藏地区分成五部,分别是青海、喀木(西康)、卫(前藏)、藏(后藏)与阿里等五部[参 2]
  3. ^ 康熙帝废除和硕特汗国汗位,以拉藏汗旧臣康济鼐、颇罗鼐为噶伦分别管理前藏与后藏,并让达赖与班禅成为青藏地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参 2]
  4. ^ 张廷玉在《自订年谱》称八月二十日,雍正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但「犹听政如常」。二十二日晚上漏将二鼓宫里太监,急宣张廷玉火速进宫。《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朝夕侍侧。戌时,上疾大渐,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授受遗诏。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宝亲王(即乾隆)即位。二十三日晨奉大行皇帝黄舆返大内,申刻大殓。」
  5. ^ 马戛尔尼的副使斯当东见闻是:「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而马戛尔尼本人则认为:「中国是一艘破旧的大船,150年来,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幸运的遇见极为谨慎的船长。一旦赶上昏庸的船长,这艘大船随时就可能沉没。中国根本就没有现代的军事工业,中国的军事实力比英国差三到四个世纪。」[参 9]
  6. ^ 当时帕米尔高原以西的藩属国有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阿富汗的杜兰尼王朝与巴达克山、坎巨提等[参 10]
  7. ^ 1747年大金川酋长沙罗奔袭击小金川,乾隆帝初期派讷亲、张广泗平乱,因为纳亲怕事,张广泗误用响导使军机泄漏,两人战败伏法。清廷改派傅恒、岳锺琪,也没有多大成效。最后1749年沙罗奔宣布投降才结束[参 10]
  8. ^ 朝鲜于皇太极时期成为藩属国,琉球国于康熙时期成为藩属国[参 10]
  9. ^ 乾隆帝于继位时发誓在位时间不越祖父康熙帝60年的在位时期[参 4]

参考资料

  1. ^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三部分,第十一章,165页
  2. ^ 周思源, 《正确看待康雍干之世》 
  3. ^ 唐朝总人口数从未超过隋朝,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高祖文皇帝下:「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唐高宗继位时,计户口380万户,远不如隋朝的二分之一。至安史之乱前夕,人口经近百年的繁衍亦未曾超过九百万户。《通典》卷七《食货》载,到天宝十三年(754年),全国有891.4709万户,5291.9309万口。《资治通鉴》卷217胡三省注:「 户口之盛,极于此」。但亦有观点指出:唐朝官方统计的人口数从未超过5300万人,这是明显偏低的,当时就已有不少人指出了这一问题,井认为原因仍在于对 户口的隐匿遗漏太多。后来杜佑在《通典》中估计8世纪中叶的盛唐之期全国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户,按当时10户58人计,总人口达到8000万人左右。
  4. ^ 《买小学大全记》
  5. ^ 鲁迅. 《且介亭杂文》. 
  6. ^ [清] 唐甄. 潜书︰附诗文录(繁体版). 台北: 中华书局. 2009. ISBN 9787101067033. 
  7. ^ 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一)
  8. ^ 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二)
  9. ^ (法)佩雷菲特 着.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王国卿等 译. 台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 ISBN 9787108026934. 
  10. ^ 许涤新、吴承明. 第四章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人民出版社. 1985年. 
  11.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
  1. ^ 康乾盛世藏富于民.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姜公韬. 《中国通史 明清史》〈第六章 清朝的极盛与中衰〉:  第104页-第112页. 
  3. ^ 《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4. ^ 4.0 4.1 4.2 姜公韬. 《中国通史 明清史》〈第六章 清朝的极盛与中衰〉:  第109页. 
  5. ^ 5.0 5.1 许明龙. 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60062969. 
  6. ^ James I. Wong. Chinoiserie and Sinophilism in the 17th- and 18th-century Europe(17至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和中国热). Koinonia Productions. 1984. 
  7. ^ (美)William Worthen Appleton. A Cycle of Cathay: The Chinese vogue in England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17至18世纪英国的中国热).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51. 
  8. ^ 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一) (二). 
  9. ^ (法)佩雷菲特 着 王国卿等 译.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台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 ISBN 9787108026934.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姜公韬. 《中国通史 明清史》〈第六章 清朝的极盛与中衰〉:  第113页-第115页. 

参考书目

  • 周宁、梁光玉. 《停滞的繁荣与发展的贫困》. 中华读书报. 2000年4月12日. 
  • 郭成康. 《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 
  • 周思源. 《正确看待康雍干之世》. 
  • 戴逸. 《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干历史》. 《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 2002年3月21日. 
  • 傅光明. 《正确看待康乾之世——与戴逸先生商榷》. 《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 2002年6月19日. 
  • 戴逸. 《怎样认识康雍干盛世——答周思源先生》. 《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 2002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