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中兴乃明朝万历时出现的短暂中兴局面。其中兴之势主要归功于张居正在朝政上的治绩。
整个万历年间,即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在位1572年-1620年)之在位年,凡四十八年之久,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惟有前十五年治政稍有起色,万历初年,由母亲李太后处理朝政,而张居正可说完全得到李太后的充分信任,而年幼的神宗对张居正更为信赖,故张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政令。
在经济上行「一条鞭法」,在政治上则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在防守方面则任用名将戚继光抵御沿海为患的倭寇。在水患上有潘季驯四次治河,成效显著。神宗在位头十五年,国家收入大增,加上能够解决国防边患的问题,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1]。后世称该时期为「万历中兴」。《罪惟录》上说,张居正执政时期「使东至四海,西至甘州,五千里几无烽火」。
然而,当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后五年,万历帝开始酗酒不理国政(一说是开始抽鸦片烟),而李太后年纪渐大,对万历也实在无力再管束,导致万历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1619年,辽东总兵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大臣跪在文华门外,哀求皇帝增派援军,急发军饷。朱翊钧毫不理会。
万历怠政的行为有许多解释,最主要的还是张居正身前与身后对他的影响。万历七年(1579年)万历因夜与宦官游玩时行为不检,遭到母后训斥,张居正「具疏切谏」,过几天,张居正为其写了罪己诏[2],由此埋下日后的祸根。
有人指责张居正晚年骄奢、专权。两个儿子中状元、榜眼,为世人非议。《天水冰山录》附〈籍没张居正数〉有「金器皿六百十七件,重三千七百十一两;金首饰七百四十八件,重九百九十两;银器皿九百八十六件,重五千二百四十两。」史家高阳曾指出张居正身前的劝以节用,在神宗变成看重财货;张居正以峻法治国,在神宗变成以峻法对付臣下;张居正所讲的仁义道德,在神宗都认为是骗人的。至此可知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可说是完全破产[3]。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曾提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