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怠政,即明朝明神宗在位期间长达三十年不上朝的事迹。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张居正卒,万历十四年(1586)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李太后年纪渐大,对明神宗也实在无力再管束。万历十七年(1589)元旦,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1]。阁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请罢官。最后明神宗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
当万历皇帝摆脱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开始独裁统治,万历本人贪财[2],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万历一朝,抄家之风盛行,也是万历的贪财所致。冯保率先被抄家,张居正去世两年获罪也被抄了家。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朝廷只给张居正母亲留下一所空宅和10顷薄田。
万历为害最大的是「矿税」一项,先后派出内监多批征收矿税,几乎遍布中国各地,虽统名为矿税,实际远不限于矿业,两淮有盐监,广东有珠监,扰得民不聊生。[3]《明通鉴》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奸民张礼等,伪为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据近京要地,税民间杂物,弗予,捶至死。」万历二十三年,御史马经纶直言指斥神宗皇帝「好货成癖」[4]。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万历二十九年直隶巡按安文壁对万历帝说「皇上以六合为帑藏,视此四万金奚啻太仓之一粒」。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的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
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叶向高曾疏曰:「今六部止有五人,都察院遂至空署。」且「候补科道久者二三年,近亦数月,旅食长安,茫无职事,销向用之心伤,平政之明所宜即行。」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因此明史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在军事上明廷先后发兵平定了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乱的播州之役、平宁夏哱拜之乱的宁夏之役、抵抗日本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以及奴儿干都司的朝鲜之役,维护了明朝的内部统一,以及宗主国的权威。此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明军虽获胜,但军费消耗甚巨,对晚明的财政造成重大负担。
万历四十三年,李成梁去世,「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其后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富贵,拥专城,暮气难振。」方从哲亦疏请曰:「今缺饷至于数月,诸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宜速发内帑数十万,先尽该镇,次及九边,用以抒燃眉之忧。」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与明朝决裂。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抚顺,朝野震惊,万历帝仍不以为意[5]。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总兵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方从哲奏请「速下章奏、发帑金。」大臣跪在文华门外,哀求明神宗增派援军,急发军饷[6],明神宗毫不理会。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皇帝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上奏章说:「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
阎崇年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一书中,把万历皇帝怠政的表现总结为「六不做」。「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朝理事和批阅朝臣奏章是皇帝了解政局,执掌朝政的主要手段,不朝不见不批,相当于与朝臣断绝了联系,成了一个隐居皇帝。万历皇帝身体胖,他给太后请安,要「膝行前进」。胖易懒,使他更加厌倦政事[7]。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曾提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